尿检官竟是建筑工人 孙杨“暴力抗检”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年多来,围绕孙杨的这一事件,各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前提,并不是掌握了完整的事实,甚至不是争议的“事实”。但事实以及对事实的解释是如此重要,因为它关乎一名运动员的职业生涯能否继续下去,也关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权威性如何维护——个体的权利和机构的权力各自的边界在哪里?

2018年9月4日晚,三名自称要执行兴奋剂检查的人员出现在游泳运动员孙杨在杭州的家门口,要对这位奥运冠军实行兴奋剂赛外检查。这次事件以“检查人员”未能将任何样本送检而告终。

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围绕这一事件的性质应该如何判定,相关各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前提,并不是掌握了完整的事实,甚至也不是争议的“事实”。整个事件在语言巴别塔和媒体报道的各种带有情感倾向的揣测中,显得扑朔迷离。

这件事情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关乎一名运动员的职业生涯能否继续下去,也关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权威性如何维护——个体的权利和机构的权力各自的边界在哪里?

根据FINA的反兴奋剂委员会于2019年1月3日出具的报告,以及2019年11月15日在瑞士举行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的公开听证中披露出的信息,我们试图梳理那焦灼的一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孙杨方:孙杨(被检运动员),巴震(运动员的医生),杨明(运动员的母亲),韩照岐(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

WADA方:当日的主检官(DCO,女)、尿检官(也称为检查官助理,DCA,男)、血检官(BCA,女),三人称接受国际兴奋剂检测与管理机构(IDTM)委派执行对孙杨的赛外检查任务;IDTM,WADA承认的兴奋剂检查取样外包商。

在2018年9月4日的事件中,IDTM执行的是FINA授权和委派的兴奋剂检查任务。但WADA是全球的反兴奋剂工作的最高管理机构,因此当FINA判定IDTM在本次操作中有不当之处、孙杨不会受到惩罚后,WADA将孙杨和FINA一同列为上诉对象,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提出上诉。

1、来者是否为具备“合适资质”和“恰当授权”的兴奋剂检查人员?是否对孙杨进行了侵权性拍摄?

2018年9月4日,当天晚间10点至11点,IDTM三名工作人员来到了孙杨在浙江省的住处对其进行赛外反兴奋剂检查。

晚间10点至11点,是运动员在此前的行踪报告中标明的进行兴奋剂检查的“建议时间”,表明一般在一天中的这个时间段内,自己是方便配合兴奋剂检查的。这个“建议时间”是检查人员上门时段的重要参考。

根据杨明回忆,全家人10点56分到达居住地,10点58分出现在检查小组面前。此时,三名检查小组的成员在保安的要求下,正在小区外等候。

孙杨发现,检查小组中的主检官(DCO,doping control officer)是2017年一次兴奋剂赛外检查时的工作人员。当年10月,还是实习生的她曾被孙杨投诉过,孙杨认为她当时没有出示有效证件。2017年10月那次任务中的主检官,是IDTM的资深工作人员Mario Artur Dos Santos Simoes先生,根据他的记忆和向上反馈,孙杨的表现“非常粗鲁”、“有攻击性”、“不配合”。在2018年11月19日的FINA听证会以及2019年11月15日的CAS听证会上,Simoes均没有出庭作证。

“(2018年9月4日晚见到‘检查小组’时)我当时就很惊讶,这个投诉不仅一直没有反馈,而且竟然又派同一位检查官来。”孙杨在蒙特勒听证会上说。

另外,检查小组中的“尿检官”(DCA,doping control assistant,检查官助理,为方便理解,本文中我们根据其任务目的统称其为“尿检官”)则穿着很随意,孙杨认为其“不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检查官”。

经双方协商,选择小区会所的一间安静的房间作为临时检查站,在此进行样本采集。

主检官向运动员出示了:1)国际泳联2018年给IDTM的通用函,即FINA授权IDTM为其执行兴奋剂检查取样的工作;2)她本人的IDTM检查官证;3)她个人身份证的复印件。

据孙杨在蒙特勒听证会上的描述,该授权书上“看不到有我的名字”,“我没有看到任何人的名字”。而WADA方则辩称,授权函是在一个周期开始时发给机构的,他们无法确切知道每次执行任务的人员名字;在每一项具体的任务中,工作人员只需要证明他们与被授权机构的隶属关系即可。

首先进行的是血检。在抽血之前,孙杨要求“血检官”(BCA,blood collection assistant,该术语为IDTM公司特有,直译为“血检官助理”,为方便理解和统一,我们按国际反兴奋剂条例《检查和调查国际标准》,统称其为“血检官”,blood collection officer)出示证件。后者出示了2009年的《护理学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证》。

孙杨陈述说,在检查站里,“尿检官”声称是他的粉丝,很喜欢他,并在孙杨抽血过程中,对他进行了照片和视频的拍摄,这些在过往的兴奋剂检查中从未出现过的举动让孙杨感到“很荒谬”、“不专业”。他提出检查“尿检官”的证件,对方仅出示了个人身份证,孙杨认为这无法作为合适的资质证明,加之其并不持有IDTM的授权证明,孙杨提出,“尿检官”应该被排除在检查站之外。

在FINA1月3日的报告中,主检官陈述,她“反复解释”:她为这次的检查任务负责,“尿检官”为她指定的助手,接受了她的培训,清楚他在本次检查工作中的任务,任务内容很单纯,即监督运动员的排尿过程和尿液的取样。同时,主检官声称,“血检官”与“尿检官”都与IDTM签署了保密声明(SOC),这是他们隶属关系的证明,但因为SOC是内部文件,她没有存本,且不能向运动员出示。这两份SOC都提交给了FINA的反兴奋剂委员会和CAS。

在孙杨的要求下,“尿检官”当晚晚些时候删除了手机上的照片。孙杨陈述,他看到了“尿检官”对自己进行拍摄,但主检官称其并不知道拍摄和删除的内容为何,但“她相信”该内容是此前“尿检官”拍摄的临时检查站的物理情况,即证明检查小组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

FINA 1月3日在报告中提到,对检查站的物理情况(指外观)的拍摄,是在检查小组到达检查地点之后而运动员到来之前。

据《纽约时报》在公开听证会次日的报道,“两名检查团队的成员被允许在听证会之前,以非公开的方式作证。那名被指控对孙杨拍摄了照片和视频的陪同人员(指“尿检官”——编者注)始终没有出现,只提交了一份书面证词。”

据腾讯体育在瑞士前方了解,该“尿检官”曾提出与其他两名检查官以“一样的方式”作证,但被CAS拒绝了。而在“尿检官”提交给仲裁庭的书面证词中,他说自己是一名“建筑工人”,没有经过任何培训,是临时被叫来帮忙的,并且证实,他确实对孙杨拍摄了照片。

2、孙杨完成采血后,专家发现“血检官”未能提供在中国进行血样采集的资质证明,已采集的血液能否被视作兴奋剂检测意义上的“血样”?

当晚11时35分,“血检官”完成了对运动员的抽血,将血样瓶放进了“外包装”(secure container,蒙特勒听证会现场将其中文译作“外包装”,此前有时也译作“安全容器”),再装进“冷藏箱”(cool box,出于低温运输的需要)中。整个“套娃”式的装置放在了临时检查站的桌子上。

关于为什么提供血液,孙杨在蒙特勒听证会上说:“在我的专家和医生确认之前,我还是在配合检查。如果我不配合,我没有必要去接受抽血。因为我有晕血症状。”

抽血过程中,发现“尿检官”无法出示兴奋剂检查官证之后,等候在检查站外的杨明马上打电话向中国国家游泳队领队程浩汇报了情况。5日凌晨0时左右,杨明再次打电话给程浩,后者通过杨明的手机跟主检官直接通话,要求检查人员每个人都必须出示官方认证和授权,否则后续尿检不能进行。通线点,孙杨所在的浙江游泳队队医巴震抵达临时检查站,得出与程浩一致的结论。巴震向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韩照岐汇报了情况,征求专业意见,后者完全支持巴震和程浩的观点。

韩照岐还发现,“血检官”出具的2009年浙江省颁发的《护理学专业技术资格证》并不是采血的正规资质,而《护士执业证》(根据《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59号第二条)规定》)才是在中国境内从事采血所必须的。她无法提供。

韩照岐的见解是:“血检官和尿检官都没有正规授权文件;没有合规的尿检官,运动员就无法提供尿样;而由不具资质的所谓血检官采集的血液并不是兴奋剂检测意义上的“血样”,只是运动员个人的生物信息,不能被带走。

“因为抽完血后,医生和专家确认他们没有证件和资质,如果血样这么重要的东西被无关人员带走,万一路上发生篡改,任何人负不起这个责任。”在11月15日的听证会上,孙杨这样解释为什么起先允许“血检官”抽血,却不同意检查小组将其带走送检。

但这个论断遭到WADA方的反驳。他们认为,血液抽取且运动员在兴奋剂检查表上签了字以后,“血样”已经成立且所有权归兴奋剂管理机构,如果不能被送检,则阻挠之人将被追究责任。

根据FINA的报告,在“尿检官”被排除出检查站后,“该运动员的母亲在会所的其他地方与之谈话,尿检官承认他不是一个兴奋剂检查官,也没有IDTM的授权文件。但是,他对杨明说得很清楚,他是被主检官找来协助采集尿样的,他理解他在此事中的任务是监督排尿过程和收集过程。”

2018年9月5日凌晨0点之后,在“血样”能否被带走的问题被提出之前,孙杨向主检官提出不得不小便的需求。

然而,检查站中无男性检查人员可以履行监督排尿和取样的职责。于是,主检官建议,依然由“尿检官”监督排尿,然后由杨明在一旁监督“尿检官”。这个提议遭到了孙杨方面的拒绝。

杨明在11月15日的听证会休庭期间,向在场中外媒体表示,在兴奋剂检查采集尿样中,运动员的裤子要脱到膝盖以下,衣服要拉到胸部以上,才可以开始排尿,“专业的(检查人员)怎么可能这样(提出让我当场监督的建议)?”

FINA报告中陈述,主检官又建议,“该运动员在尿检官的监督下排尿,但该运动员可以保留尿样试管的持有权。这条提议也被拒绝了。”

根据杨明回忆,此时主检官甩出了一句“那你去吧”,孙杨将其视为批准,便独自去了洗手间。

“刚刚出去,可能线秒钟,她(主检官)说,‘反正他自己去的’。”杨明说,她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种违规的威胁和暗示,“我马上冲出去,左右看,……(然后)我就跑回来了。这个时候孙杨就回到房间了。”

在FINA报告中,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主检官提出的所有包含尿检官参与的建议解决方案都被该运动员否决了。该运动员要小便,所以他离开了检查站,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去了洗手间。他去小便的时候,主检官并不在检查站,她当时正在跟IDTM的上级通电话。当她发现该运动员离开了检查站并在没有人陪伴监督的情况下排尿了,她的反应是愤怒,坚持要求他返回。运动员的母亲立刻去了洗手间叫回了他。运动员回来后告诉主检官,因为他是被紧急叫回来的,所以他的尿液并没有排干净(意即“如果需要还能够继续提供尿样”——编者注)。”

据杨明回忆,孙杨回屋后,她对主检官说,“你要这样(出尔反尔)的话,我就要叫警察来了。”在11月15日的听证会现场交叉质询和其后的采访中,杨明都坚称:“从头到尾我就说过这么一遍,说‘我要报案’。”

在FINA报告中,主检官一方对这一情节的描述是,“该运动员拍摄了尿检官的身份证照片,不知道发给了谁。孙杨感谢尿检官该运动员的母亲威胁主检官说,她认识警察,能够辨别尿检官是否有资质检测她的儿子。”并且,这段“叫警察”的描述,在按时间顺序罗列的当晚情况中,排在孙杨提出要小便、主检官建议杨明监督遭拒、最终孙杨“无监督排尿”这一事件之前。

杨明称,他们事后发现,会所装有监控。监控录像能够证明,主检官在关于“叫警察”和孙杨“无陪伴排尿”的过程上撒了谎。

在这个漫长的充满争论的夜晚里,孙杨几次去洗手间,都是在无人陪伴监督的情况下。

WADA方认为,如果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排尿,即可视为“拒检”,已经构成了兴奋剂违规;而运动员方的主张是:没有正确授权的男性陪同员(尿检官),就没有履行正确的事前告知程序,也不存在“拒检”。

“当缺乏符合资质的陪同员监督我排尿时,主检官竟然提议让我母亲站在身后进行监督,我的隐私权如何得到保护?”在蒙特勒听证会上,孙杨表达了愤怒和不解。

“我提出过,我可以等到天亮。等你们回去取有效的证件,或者更换有资质的人来检查。但是我的提议没有被采纳。”

双方的拉锯战一直持续着,谁也不能说服谁。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然本次“检查”已无法获取运动员的有效尿样了,于是双方的焦点落在了“血样”的处理上。

根据FINA的报告,主检官建议将“血样”送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证的中国实验室进行检测,回头再由FINA和IDTM解决授权和资质问题。又一次地,她的提议遭到了孙杨方的拒绝。

根据此前主检官向FINA反兴奋剂委员会提供的证词,“血样”瓶的命运是这样的:“孙杨和巴震提议用锤子砸开血样的外包装(安全容器),以取得血样药瓶,这样就能破坏血样的完整性。主检官被吓坏了。她反复警告说,装在冷藏箱的完整的血样必须跟她一起离开检查站。主检官反复说了很多遍,这个提议中的行为(破坏已经取得的血样)是违反反兴奋剂规定的。主检官跟IDTM保持联系,同Tudor Popa先生(主检官的上级——编者注)一道,试图找到降低彼此之间紧张感的策略,并努力确保已经采集的样本可以带走送检。……在主检官与Popa通话时,听到了玻璃破碎的声音。她走到会所外面,发现孙杨和一个保安已经用锤子砸碎了一个血样的外包装。孙杨在保安旁边,用手机照亮。”

这就是2019年1月以来,被外媒大肆曝料炒作的所谓“砸血样”说法的由来。

但在孙杨一方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有着截然不同的阐述,他们声称,破坏“血样”这一举动,是在得到了主检官的授意后执行的,而且他们当时认为,主检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已接受和认同了他们此前提出的:“血检官”无资质,所以“血样”无效。

因为反兴奋剂检测的高度专业性和私密性,所以样本的安全设置比较复杂。血液抽出来放在试管中,试管放在外包装(安全容器)中,外包装放在冷藏箱中,这就是我们此前所说的“套娃”般的设置。

根据孙杨方的说法,要留下“血样”,就必须将其与外包装“分离”——他们拒绝使用“砸碎”这个带有感情色彩和立场判断的词汇。

孙杨和他的证人们也描述了血样瓶是如何从检查人员手中,递到己方手中的细节:“血检官”取出带着外包装的“血样”,“摇了一摇”,没能打开;然后“血检官”就把血瓶递了过来,说,“你们可以打开它。”

但在这一过程的描述上,WADA方的律师提出,孙杨在两次提交的书面证词中有相互矛盾之处:前一次说是自己拿了血样瓶,后一次说是巴震拿了血样瓶。该律师认为孙杨修改证词是为了将责任推给自己的医生。

孙杨说,“我们没有改变。自始至终是血检官先拿出来,然后给我,我给了巴震。我们没有人主动碰血瓶。”

“全世界所有人都以为,这个‘血样’破损了,不在了。实际上到现在,还完好地保存在队医手中。”孙杨说。

无论如何,按照《检查和调查国际标准(ISTI)》,主检官此时需要撰写一份不成功采样报告。

蒙特勒听证会上,关于此阶段的现场信息呈现是碎片式的,双方之间零星冒出“运动员撕碎表格”“主检官歪曲事实”的交锋。

根据FINA在今年1月3日出具的报告,事件临近尾声时,由巴震手写了一份当晚情况的报告:1)描述了检查官提供的所有文件,将“血检官”和“尿检官”称为“不相关人员”,即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和IDTM有联系;2)因此,尿检和血检都无法完成,采集的所谓“血样”不能被带走。

“检查小组”的三人都在这份手写文件上签了字。孙杨方表示,这些签字都是他们自愿的,孙杨方也将签字视为三人——尽管不情愿但终究还是——认同和接受了巴震报告的内容。

但“检查小组”一方对签字的含义,则解释为:“主检官、尿检官和血检官将这份(巴震所拟的)文件视作补充报告的一种形式。IDTM培训它的检查官们在每个检查案例中,都要签署和确认兴奋剂检查表上的评论。他们遵守了培训中所学的这条规定,都在巴震准备的报告上签了字。”换句话说,“检查小组”认为,他们签字只是确认巴震的这个报告是涉事方对本次检查的一种形式的评论。

主检官称:她准备填写一份纸质说明,来记录这次的事件,结果被“该运动员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拿走并且破坏掉”。

而孙杨方对“撕表格”的表述为:“当IDTM检查小组打点行装准备离开检查站的时候,孙杨在桌上发现了写了一半的纸质兴奋剂检查表。因为孙杨相信整个检查已经被放弃了,而他的个人信息还留在检查表上,于是他拿过表格,撕毁了它。”

第二,“血检官”和尿检官均无法提供反兴奋剂检查官的资格证明,且血检官要执行采血却无法提供《护士执业证》。

WADA方认为:IDTM提供了合适而完整的授权,以允许他们从运动员那里收集尿样和血样,根据上诉方第二证人、IDTM资深检查官Tudor Popa在蒙特勒所言,“不需要向运动员出示其它文件”,“一封通用函就足够了。”

在这个核心争端的基础上,推演出后面一系列的分歧及结论:WADA认为,检查人员正确告知后,运动员却未能提供尿样,并在无人监督下排尿,不允许将采集好的血样带走,这一系列举动都构成了“拒检”。与此同时,运动员的举动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主检官明确告知了运动员违反反兴奋剂相关规则及可能产生的后果。

而孙杨一方则认为,由于资质不全、授权不明,“检查小组”无法证明他们有适当的权限进行样本采集,所以告知程序存在致命缺陷,此后进行的所有取样步骤均无效,也就不存在“拒检”问题;主检官也从来没有明确警示过“拒检”。

孙杨的外籍律师IAN MIKIN在辩论环节就“可识别的鉴定/证明(identifiable accreditation)”连连开火。而WADA一方则一直辩称,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检查和调查国际标准》只是一个“指南(guide line)”。

WADA方将主要火力放在孙杨曾经服用治疗心脏病的常规药物(曲美他嗪)而被禁赛的历史,而巴震作为孙杨的医生也在那次事件中遭到处罚,这一“历史污点”也是WADA质疑巴震是否有资格陪同运动员进行兴奋剂检查并给出关键建议主要论据。

听证会结束后,IAN MIKIN对他的辩护陈述感到满意,但也表示,“这是一次艰难的辩论。”

在年初的FINA报告中,国际泳联的反兴奋剂委员会通过释法(何为“官方文件”)来最终判定孙杨并未违规,但其结论中,同时表达了对孙杨在本次事件中行为的忧虑。

“正像很多CAS裁决所表明的那样,即使是在‘抗议中’,也要谨慎遵守兴奋剂检查官的指示,在每次检查中都提供样本。随后,可以提出各种投诉和评论,而不是在兴奋剂检查过程中,在引起担忧的某一方面问题上,冒着可能被认定为违规的风险(当场进行反抗)。在复杂而富有争议的局面下,押上运动员的整个职业生涯,赌自己是正确的,这是一场巨大而愚蠢的赌博。”

在瑞士蒙特勒听证会最后的总结发言中,孙杨说的话好像是对这种忧虑的一个回应。

“去年这一次兴奋剂检查,是我请求检查人员遵守规则并保护运动员的一个夜晚。遗憾的是,这却成了WADA试图制裁我的理由。我对此非常不解。如果体育组织不尊重自己的规则,谈何实现公平竞争?如果一个运动员的基本权利都无法保证,谈何实现奥林匹克的最高梦想,站到领奖台上?”

杨明说,来瑞士后,她跟即将面对全世界审视目光的儿子说,这两天不用训练了。出席听证会前一天早上八点多,孙杨感谢尿检官她打电话叫儿子吃饭,却被陪同的翻译告知,孙杨已经在健身房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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